关键词：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话语权 世界秩序 国际制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外交

 

内容提要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正文

秩序和治理紧密相联。当前世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且与全球治理格局相互影响。各种制度和理念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入调整期。全球治理体系失灵，不时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亟需改革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竞争加剧，地缘政治回潮，同时针对全球治理的议题、机制、规则和规范博弈加大，全球治理话语权之争成为世界秩序变化的一个突出反映。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治理过程的权力，不仅影响治理主体、治理议题、治理理念、治理路径、治理规则和治理规范，也影响各国的具体行为和治理成效。针对全球治理主导权，各国围绕治理理念、话语、制度等方面的竞争尤为明显。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应该算是后起者，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并不丰富，能力并不很强，全球治理话语权尚需努力提升。因而，２０１４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要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自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对全球治理日益重视，尤其是十八大以后，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治理观。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就是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是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学界对全球治理话语权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但重在研究某个具体领域的话语权，涉及人权、气候变化、维和、北极治理、经济治理等领域。也有的从全球治理能力、制度性权力等角度来分析。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对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理解各有不同，侧重点也有很大差异。本文旨在从整体角度来研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影响、体现路径、竞争焦点以及中国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努力，以更好地思考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提供启示。

 

1全球治理与全球治理话语权

全球治理针对的是全球性问题，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性。因而，与一般话语权相比，全球治理话语权在全球治理的多个方面体现出来。

 

与世界政治的演进紧密相关，全球治理有其明确的概念。治理首先从国内政治开始，是政府通过某些途径调节行为的机制和实践。按照詹姆斯·罗西瑙的理解，治理是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更重要的是，治理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全球治理是指一种没有政府强制性统治的有序治理方式，一种非国家中心的治理状态，是治理在国际层面的拓展与体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进程加快，整个世界日益融为一体，相互依赖增强，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化加速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多全球性问题依赖单个国家很难应对，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成为唯一出路。在全球层面应对全球性问题变得紧迫而重要，全球治理的概念应运而生。１９９２年，经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倡议、瑞典前首相卡尔松等２８位国际知名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创办《全球治理》杂志，１９９５年发布《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全球治理”理念得到系统阐述。该报告指出，“治理”是个人、机构、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共同管理事务，具有不同利益、相互冲突的各方相互协调，进行合作。全球治理既包括被授权的正式组织机构和机制，也包括被人们和相应机构认可并认为可以满足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

 

全球治理需要体现公共性、多元性和协商性。正如《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所述，治理不仅仅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商。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安东尼·麦克格鲁指出，“全球治理不仅指正式的制度和组织——国家机构、政府间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维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规则和规范，也指所有其他组织和团体，如跨国公司、跨国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都追求对跨国规则和权威体系产生影响的目标和对象。”国内学者也对全球治理进行了界定，强调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也有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全球治理实际是缓和集体行动难题，找出集体行动问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在国际权力结构不足以应对全球性新问题情况下的一种选择，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和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解决办法。

 

全球治理话语权是话语权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体现，可以衡量国家或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也会对全球治理产生直接影响。基于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话语具有建构功能、话语体现权力等特征，福柯提出了话语权概念，即通过语言来体现权力，运用权力。葛兰西则强调，一旦一种话语施加于社会并且被社会接受，这种话语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从国际层面来看，话语权首先强调表达声音、观点等“说话”的权利，具体指在国际事务中的表决权、代表权、投票权、份额、比重等，同时也强调“说话”产生的权力，具体指话语、理念或主张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是一种软权力、软影响，通过文本或话语的形式对外呈现，以进一步改变其他国家的认知或行为。一个群体可以用话语权来统治其他社会群体，每种话语背后实际就是权力。正是由于话语权的特殊影响，话语权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各大国博弈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目标。实际上，无论秩序方案的设计，还是概念和理论的提出，都是权力运用的核心组成部分，本身就是话语权的体现。全球治理话语权同样强调全球治理中的“权力”和“权利”，它们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治理人才等几个主要方面，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一是治理主题和治理议程，即治理什么。治理主题和治理议程直接决定了治理对象和治理的先后顺序。全球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随着时代和世界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当前，全球治理需要应对的很多具体问题边界模糊，国内议题和国际议题相互渗透，更加凸显了议题框定和议程设置的重要性，在一些治理尚未成型的领域更是如此。治理议题和治理议程设置决定哪些议题可以进入国际议程成为治理对象、哪些被排除在外，不同议题按照何种顺序治理，直接影响后续的治理政策和治理措施，实际是把理念转化为政策的过程。例如，难民问题可以是一国的内政，也可以被界定为国际安全问题，又可以被界定为发展问题。通过界定议题属性、发起议题、提出倡议和议题动员的过程，国家的特定治理偏好就可以转化为国际偏好，把国家利益转化为国际利益。国际议程设置与国际组织密切相关。针对某个议题，把它置于哪个合适或恰当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和国际会议，是每个议题发起者和参与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会直接影响治理结果。在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通过发起“二十国集团峰会”这一新的制度形式，为摆脱困扰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寻求恰当的议程“切入点”，成功设置了国际议程。②而在２０１６年Ｇ２０杭州峰会上，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中国利用主场外交优势，首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核心位置，就落实“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并就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开展合作提出了具体措施，如提高能源可及性、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青年创业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发展这一议题的设置和引领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有效提升了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

 

二是治理组织和治理平台，即通过谁来治理。按照罗西瑙的观点，治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治理的基本机制，一是治理组织。④全球治理的主体尽管很多元，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就当前全球治理格局而言，国际组织仍是国家之外最重要的治理行为体，是治理过程中最积极和最主动的参与者，也是国际和平与秩序最有力的间接维持力量。当前大部分国际制度的功能并不体现在它们对和平的直接维持上，而在于对合作和秩序的间接维护，它们改变行为体的认知和态度，在必要时提供治理所必需的组织能力。⑤例如，尽管人们对联合国颇多微词，但是到目前为止，联合国作为促进各国在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世界和平等方面合作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具备动员、协调、整合全球不同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的条件，实际扮演着全球治理伙伴关系倡导者、推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则在不同的具体领域发挥重要的治理功能。一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具体关系，如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实际直接影响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强弱，扮演发起者、创建者、指导者、参与者等不同角色。例如，七国集团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前一直掌控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的话语权几乎为零。当然，小国、弱国也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发挥治理影响力。例如，１９７３年石油输出国组织（ＯＰＥＣ）为了应对西方国家对油价的控制、保护自身石油收入，通过石油减产和禁运使美国等西方大国遭受严重冲击该组织成员在石油定价机制方面的话语权明显提升。再如，在２０２０年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过程中，沙特、印尼等并非世界大国，但是在二十国集团这一机制中，这些国家就可以发挥影响力。沙特作为二十国集团年度轮值国提议召开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提出抗击新冠肺炎大流行、维护世界经济、应对疫情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干扰、加强全球合作等主张，向世界传递了各国团结抗疫的积极信号。

 

三是治理规则与治理规范，即依据什么来治理。全球治理与国内统治不同，缺少政府的权威和强制力，缺少国家机器的协调和指令，在无政府状态下，全球治理规则和规范成为治理实施的根本遵循，核心是各类制度安排。各种规则和社会规范组成治理的总体框架，用以化解国际政治中实力、强制和冲突的因素。世界秩序与全球治理之争是制度之争，而制度之争背后是话语权之争。到目前为止，全球治理主要是基于规则的多边治理。但是，规则和规范并非中性，由具有不同偏好和利益的各参与者协商制定，全球治理其实是参与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全球治理话语权与规则制定相互影响，谁拥有了治理话语权，谁就有更多机会参与规则制定，而规则制定过程本身又是获得更多治理话语权的一个重要途径，主导规则、规范制定的国家实际上会获得更多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当前全球治理的主要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战后由西方国家主导建立和运行的，其组织架构、运行模式和议事规则常有利于西方，发展中国家处于话语权、决策权缺失的境地。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程序实行的是份额制度，而非一国一票制，成员国的份额决定发言权的大小、投票权的多少、可获得贷款的最高限额以及可获得的特别提款权分配的多少。二战结束时，美国的份额占３３％，基本可以影响该组织的任何决定。现在美国的份额为１７．４６％，仍拥有对该组织重大决策的单边否决权。与规则类似，规范在政治动员和行动协调中发挥重要作用，很多国际规范也是由国际组织产生、传播，最后直接改变国家偏好和行为。当前很多国际规范被各国作为想当然的行为标准而接受和内化，实际上最初都是由国际组织发起，然后不断传授相关国家，需要经历漫长的演进过程，才能最终影响国家行为。例如，善待战俘就是由红十字会这一非政府组织发起的规范，通过该组织的教授，各国签订一系列相关公约，才成为一种国际规范。

 

四是治理人才、治理知识与具体实施，即由谁来具体治理。全球治理的成效如何最后要落到具体的执行层面，无论是治理规则的制定还是治理举措的实施，都是理念、规则转化为行动的最后落点。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国际组织职员肩负着将国际组织的法定授权转化为具体运作程序和行动的使命。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任职人员数量和质量实际也是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体现。能够执掌某个国际组织和机构本身就是权力的体现，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掌门通常都由欧美人担任。在国际事务日趋复杂的条件下，知识和技术是很多国际组织赖以展开工作的重要方式。国际组织在专门知识和专业技术领域尤其依赖专家权威，形成了“技术专家政治”这一特殊现象。在网络、极地、外空、生态等专业领域更是突出。一些新兴治理领域跨越多个学科，如海洋治理涉及生态、气候、经济、法律、航运、渔业等多个领域，专业性就更加复杂。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治理日益与科技联系在一起。一方面，科技自身的发展超越国界，波及全人类，如核技术、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另一方面，很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日益依赖科技，如能源安全、疾病防控等。⑤实际上，知识是一种制度性认识，并非总是客观中立的，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和世界观都会产生影响。科学有时只是对对象、概念、制度等特定的分类方式，这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和时代会使用不同的分类方式。⑥全球治理同样涉及知识话语权问题，不同治理领域依赖哪些知识、谁生产的知识，会表现出不同的治理偏好，也正是权力的体现。

 

2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理念、制度、话语之争

世界秩序转型与全球治理变革推动了全球政治语境下话语权的转变，话语权竞争逐步从国际话语权转向全球治理话语权，未来秩序之争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全球治理话语权之争。当全球治理赤字增大、合作供应不足时，全球治理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竞争会更加激烈。全球治理话语权之争主要集中在理念、话语与制度三个方面。

 

（一）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理念之争

由于全球治理应对的全球性问题复杂多样、专业性强，理念和知识对治理的具体策略和路径会产生直接影响，理念实际决定了行动选择的范围、路径和措施。例如，坚持宗教至上是一种理念，坚持科学理性主义也是一种理念，理念直接影响话语与思维模式，也体现世界观和秩序观，经常会与身份、情感和忠诚交织在一起。每种文化一般都具有自己的核心，支撑自己所倡导的规范和理念。当前，世界进入了一个国际理念多元变化、国际规范新旧交替的时代，理念如果跟不上时代变化，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理念影响政策主要通过两个路径来实现，一是选择最符合其价值体系的行为方案、提议或改革措施，二是通过对国家和地区间发生的具体争端、国际事件的处理态度和方法寻求各国间的话语共识。不同的治理理念直接影响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就全球治理而言，这一概念源于西方，从开始就带有西方中心色彩，遵循的是西方价值观。从实践来看，过去的全球治理很多是基于一元主义的治理，遵循工具理性和二元对立思维，西方世界经常借此在全球推广西方观念和标准。例如，西方推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体系，反使多国出现人道主义灾难，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首先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实践倡导多元主义治理，强调多样性、包容性和互补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实质上就体现了多元主义治理理念。

 

知识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会直接影响具体认知，影响价值理念、制度及标准设计、治理概念和方法。知识生产和供给也存在竞争，从而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如概念的创造、治理主题的阐释以及治理理念和标准的设定。很多时候，科学的客观性和中立性会受到侵蚀。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作为气候谈判科学基础的知识话语体系构建实际上是围绕知识和话语权竞争的过程，各国针对国际气候研究模式和标准、低碳价值理念、气候研究议题设置与管理、气候减缓和适应路径、气候实践评估指标诸方面进行竞争。发达国家经常会选择性地利用其掌握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数据，争夺全球气候治理的科学话语权，以便确定对其有利的政策选择。在能源领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通过学术网络推出了“石油有机成因论”“石油峰值论”和“石油枯竭论”，使石油从普通的商品变成了极具安全意义的战略资源，不仅影响了能源治理格局，也影响了能源治理的多个方面，而这些论调后来都因缺乏充分科学依据而遭质疑。

 

（二）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制度之争

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制度并不像自由主义理论宣称的那样是中立的竞技场，而是权力和支配的场所。制度性话语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地位、作用及影响，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代表权、发言权、投票权等具体权利及影响力。到目前为止，全球治理主要是以规则治理和多边治理为主，其中制度是核心。根据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定义，国际制度是一系列隐含或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程序。历史上，各大国主要通过战争或意识形态征服来获得领导权，国际制度竞争并不是主要的竞争形态。二战后，开始显现通过制度设计构建世界秩序的特征。中国崛起后，由于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加上大国之间核威慑平衡等因素的影响，通过国际制度来获取国际话语权乃至领导权更加重要。制度竞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国际治理规则竞争。任何国际制度都以具体、可执行的规则体系为基础，规则是制度的起点。在治理过程中，规则作为系列成文的正式规定或非正式的不成文原则和规范，是各机构和各国在实践中的根本遵循。各国都会努力参与、影响甚至主导规则制定，以使规则对己有利。在一定意义上，一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反映了该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在全球治理领域，国家之间的博弈日益表现为围绕规则制定权的竞争。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频频受挫，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各国在规则的改革和制定方面难以达成共识，中美之间一直存在分歧。

 

二是国际机制竞争。国际机制是在一定规则和程序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但还未形成实体机构。由于其成员关系、运作程序松散灵活，制度化水平较低，创建成本和过程相对简单，国际机制已成为国家权力与利益竞争的最重要平台之一，机制竞争也是当前治理体系中活跃而普遍的制度竞争形式，涉及的层次和议题相当多元化。例如，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之间出现了围绕全球治理权的竞争。在贸易领域，各类自贸区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不同机制围绕规则和伙伴的竞争不断显现，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ＴＴＩ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ＲＣＥＰ）、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ＣＰＴＰＰ）等。中国近年来也启动了不少新机制，如亚洲文明对话、南南人权论坛等，在此方面努力有所作为。

 

三是国际机构的竞争。国际机构一般是实体机构，有专职工作人员，制度化水平高。国际机构涉及因素繁多复杂，需要全面和精心设计，建立成本高、时间长。但是，国际机构一旦成立，就可以在设置议题、动员资源、发起行动等方面产生影响力，且深度和广度通常是规则和机制所不能比拟的。由于国际机构在国际体系中的行动和服务能力更强，治理影响力更大，因此主要国家都竞相争夺国际机构的主导权。无论是在机构内部还是在机构之间，国际机构竞争都普遍存在。近年来，随着新兴国家创建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的意识和能力增强，更多新组织、新机构开始出现，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间的竞争也更加普遍。

 

四是国际治理秩序的竞争。作为基于一定权力结构，通过系列规则、规范、机制等形成的稳定有序的国际安排，国际秩序是各国之间更高阶段的竞争目标，目的是要构建对本国有利甚至以本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规则之争、机制之争与机构之争最终都服务于秩序之争。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对国家利益影响巨大，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更为激烈。对于全球治理而言，在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的治理秩序，而在全球范围内同样也存在一个更加宏观的治理秩序，涉及治理理念、治理机构、治理规则等方方面面。

 

（三）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话语之争

话语一方面是信息的载体，是人们交流的媒介，同时也是人们交流的产物。根据福柯的观点，话语具有选择性，为“社会”正确的思想和行动划定界限、构建知识。话语的形成过程本身也是斗争的过程，会形成解决冲突的空间和游戏规则。话语不仅能传递信息，也塑造思想和认知，最终转化为价值认同。话语一旦制度化，就与行动联系在一起，成为知识的载体，其权力功能就会显现。对于全球治理而言，无论是治理的议题描述、议程设定、规则制定、理念阐释，还是治理的合法性，最终都需要话语来呈现。话语之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话语内容。就全球治理而言，话语内容涉及对治理主题的定义、解释，治理重要性、紧迫性的描述，治理规则等合法性的论述以及治理成效的展示。即使针对同一治理问题，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叙事也会产生不同的话语效果。例如，关于极地治理，可以将其框定在环境领域，也可以框定在海洋资源或是海洋生态领域，不同的主题呈现会直接影响后续的治理路径和政策选择。此外，关于治理价值的阐述是强化治理合法性的基础。尽管全球治理的价值主要是指全人类都接受的价值，包括对生命、自由、正义和公平的尊重，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普遍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在各国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具有不同的含义，各国追求的重点也存在差异。如何使自己的治理价值成为一套有机的话语体系，并使其被世界所理解和接受，也是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体现。

 

二是话语平台之争。话语平台主要强调通过何种载体和渠道展示话语内容并加以传播，如国际组织、国际会议、论坛、各类权威报告以及学术刊物、媒体等，直接影响话语的权威性和传播效果，甚至接受程度。在全球治理的组织层面，联合国是最重要的话语平台。如果特定话语能出现在联合国的一些重要决议中，其影响力自然会提升，甚至转化为世界话语。例如，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多次写入联合国的相关决议，表明这一理念逐渐由中国话语向世界话语转变。再如，ＣＮＮ等一些西方媒体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其话语传播速度快、影响大，经常成为某些话语的塑造者。

 

三是话语传播能力之争。传播能力既包括理念的传播，也包括国际制度本身的传播。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成立后，西方媒体不时出现各类怀疑和警惕的报道，对亚投行的合法性和制度影响力产生很多负面认知。实际上，治理组织和机构也存在生命力问题，生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其未来的影响力，因而都非常重视自身宣传和倡导的规则和规范的国际传播。长期以来，全球治理体系由西方发达国家创建和主导，加上其传播优势和学术话语权优势，实际体现的是西方话语秩序，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必须面对、适应，更要积极展开竞争。

 

3中国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努力与实践

从全球治理话语权格局来看，目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弱势。当前世界秩序处于深刻变革调整时期，发展中国家群体参与全球治理，在治理理念、制度和话语方面都面临西方发达国家的防范、排斥甚至遏制，只是在不同领域强弱有所不同。２００８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全球治理日渐重视，作为世界大国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增强，不但积极参与，而且认识更加清晰，提出自己的治理观，主动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多个维度努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首先，高度重视全球治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中国存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主要基于自身条件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国力不断增强，２００８年成功举办奥运会，为世界所瞩目。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多国陷入经济困境，中国推出４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发挥了大国作用，稳定了国际信心，也使国际社会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作用。二十国集团在金融危机中崛起，取代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中国作为创始国和核心参与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２００９年，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召开，中国领导人发表题为《携手合作，同舟共济》的讲话强调要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公平、公正、包容、有序方向发展，提出要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之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力图有所作为、主动引领。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大国意识不断增强，更加重视全球治理。２０１４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作为大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和２０１６年９月，中央两次就全球治理进行集体学习，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强同各国在全球治理、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等领域的合作。２００９—２０１８年，中国共加入８５项多边条约，涵盖政治、经济、科教文卫、通讯、人权、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同时，中国积极参与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和治理行动。正如２０１３年中国领导人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所言，“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中国希望构建更加公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话语。２０１７年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出“世界到底怎么了”的世纪之问，并再次强调只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其次，改革和创新并举，加强制度建设，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近年来，中国日益意识到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性，加大了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力度。一是积极提出倡议和方案，努力创建新机制。创设新的国际制度既可以补充原有的相关制度，提供补充性方案，也可能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和规范体系，形成替代性方案。例如，为了更好地参与网络治理，中国于２０１４年创办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并且连续组织举办，让世界各国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情况，同时借助该平台，倡议各国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尝试扮演领导型角色，话语权逐步提高。再如，为了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２０１３年中国提议筹建亚投行，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由于世行、亚开行以及其他地区性开发银行普遍存在发展融资明显供应不足的问题，亚投行聚焦基础设施，向世界经济治理提供有益的公共产品，是对现有全球公共产品的有益补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明确表示，亚投行旨在建立多边框架，让投资的金融资本“多边化”，引导储蓄流向最有益的地方，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一大进步。２０１６年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发起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着力打造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平台，这是中国在能源领域发起成立的首个国际组织，首批会员来自五大洲８０个国家，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

 

二是以“一带一路”为合作平台，努力创建新规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过程，积累建立国际制度的经验，探索国际制度解决区域和全球发展问题的内在机理。例如，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蒙古、老挝、尼泊尔、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越南等国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共同建立“一带一路”会计准则合作机制，发起《“一带一路”国家关于加强会计准则合作的倡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４９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机构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务实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与相关国家税收管理部门签署《“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谅解备忘录》。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当前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紧迫性。实际上，２０１７年中国领导人访问世界卫生组织时就提出，中国欢迎世卫组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健康丝绸之路”。中国同世卫组织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携手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中国可以考虑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公共卫生领域的机制建设，助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三是努力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以更好地适应当前全球治理的需求。二战后７０年来，全球治理基本是“西方治理”，其他国家被治理，西方制定规则、其他国家遵守规则。如今，大到世界大环境、小到人们的观念都在发生变化，加上力量结构对比以及科学技术的变化等，使原有的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当前的全球性问题，直接威胁世界秩序的稳定。经济危机、生态恶化、气候变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都是当今时代特有的问题，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反应迟钝、应对气候变化进展缓慢、世界贸易谈判频繁受挫等都是治理失灵的典型案例特朗普坚持美国优先，美国在国际上不断退群，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严重冲击，大国合作意愿减弱，客观上在很多领域增加了治理难度，面临治理赤字。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应对不足和治理失灵，全球治理体系必须进行调整和变革。

 

中国在逐渐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一直坚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坚持遵守国际法，但同时认为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权、话语权和决策权，对现有不合理的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进行改革，努力将中国理念、中国思维和中国主张融入其中。一方面，改革原有的机制或增添新内容。２０１９年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中国发起机制创新，创建“金砖＋”模式，把更多发展中国家包含进来，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另一方面，调整具体规则。在金融领域，为了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中国一直协同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改革，使其能够反映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依据成员国向其缴纳的份额进行加权，这也是美欧国家利用该组织影响世界金融的决策基础，发达国家投票权占６０％以上，而美国对重大事项可以一票否决。

 

经过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努力，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７日，该组织宣布其２０１０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约６％的份额，中国份额占比从３．９９６％升至６．３９４％，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欧洲国家把执行董事会中的两个席位转让给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成功入篮。在世界银行，中国的投票权２０１０年由原来的２．７７％扩大到４．４２％，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股东国，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也由原来的４４．０６％扩大到４７．１９％，中国逐步开始拥有核心话语权，在综合决策、阻止行动以及行动倡议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

 

第三，分享全球治理经验，提出中国治理理念。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有着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国文化作为中国人长期形成的共有观念，重视整体性、关联性、和合性、包容性，把世界视为一个整体，万物相互联系。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中国深受这些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明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具体而言，中国更强调共同与平等治理、过程治理、关联治理、发展治理。共同与平等治理主要强调世界一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要共同参与治理进程，而不再像过去发达国家是治理主体、发展中国家是治理对象，各国共同参与治理，共享治理成果。过程治理强调治理过程中的变通和调整，中国文化认为变化是事物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事物不断向前发展、前进的动力，过程与开始以及结果同等重要，要重视治理过程并适时调整。关联治理强调治理不能局限于问题表面，要“标本兼治”，达到长期治理效果。发展治理强调当前的很多全球性问题实际都与发展问题相关，发展与安全并重，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是安全的条件，发展是最大的安全。治理源头要从发展开始，以发展促安全，以发展促稳定，以发展促和平。只有聚焦发展，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夯实安全基础，才能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中国也把自身的发展经验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发展治理就是典型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际上，如果发展问题得到解决，当前的很多全球性问题，如贫困、难民、恐怖主义，就可以从根源上得到治理。关于如何发展，中国基于实践经验提出了自己的发展理念。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的内涵。而且，中国希望分享发展经验，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带动各国共同发展。例如，中国一直强调互联互通的重要性，这就如同在中国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要想富，先修路”。“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互联互通，设施连通被认为是发展的基础，同时扩展到政策、贸易、资金和民心领域。中国在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时，始终把发展作为一个重要议题。以中非关系为例，目前已有４４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同非盟《２０６３年议程》、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总之,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经验使全球治理又多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理念和路径。

 

第四是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中国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后来者，在治理人才方面不具备优势。据统计，目前联合国秘书处４万多名员工中，中国籍员工仅有４００多人，占比不到１．１％。在联合国系统中，助理秘书长级别以上的中国籍人员有１２名，中国的代表性明显不足。近年来，中国日益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努力参与国际组织的人才竞争，已有多人担任国际组织高官，如２０１５年赵厚麟担任国际电联第十九任秘书长，２０１６年张涛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中国资深外交官薛捍勤２０１８年当选国际法院副院长，成为国际法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副院长，同年曲星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２０１９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世界粮农组织总干事。在向国际组织推荐实习生等方面，中国努力提供更多资金和制度性支持。国家留学基金委（留基委）专门设立并实施国际组织实习项目，同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贸易中心等１５个国际组织合作，全额资助相关人员到各类组织机构实习。留基委还设立国际组织后备人才项目，支助学生参与一些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项目的学习。此外，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开始重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增设国际组织专业。很多高校从就业层面加大向国际组织推送实习和任职的工作力度。这些举措充分反映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在不同层面的努力。

 

4未来中国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的思考

尽管中国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参与全球治理，在气候变化、经济治理等领域发挥引领作用，但是从全球治理话语权格局来看，“西强我弱”的整体态势还没有完全改变，仍面临西方大国以及原有体系的阻力，未来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增强中国外交能力，切实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

外交是一门艺术，各国外交能力强弱不一，经济实力强并不代表外交能力强，反之亦然。例如，俄罗斯目前虽然在经济上并不算强国，但是在外交方面仍很有影响力。俄罗斯能在叙利亚取代美国、掌握主导权，实际上与其较强的外交能力紧密相联，其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动使其成为影响中东局势的重要因素，并在该地区建立了良好声誉。戴维·米尔恩在其《塑造世界：美国外交的艺术与科学》中也专门强调外交实践的影响。当前，中国外交日益重视理论建设、机制建设、能力建设和法治建设，能力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在解决全球问题的政治意愿与能否提供有别于西方和其他全球治理方案之间存在巨大缺口。

 

为此中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把工作做细做实。一是把国内各方面治理好，为全球治理做贡献。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与世界高度依存、互动紧密，办好国内的事情就是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如环境保护、减贫、粮食安全、疾病控制等。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约３０％的贡献率。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并且承诺２０３０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６５％。在当前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高度依存、相互渗透的情况下，认真总结国内治理经验、完善话语体系，为全球治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参考这也是提升中国全球治理影响力的一个可行路径。二是要全面熟悉现有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全球治理涉及面广，很多领域专业性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间不长，对许多领域的机制、规则并不熟悉和适应。例如，尽管中国强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是在具体的国际法领域，薛捍勤就表示，“在国际制度的运作，在国际规则的解释和适用方面，我们的能力还需加强，各方面依然还存在着不少的薄弱环节，需要下更大的气力去完善。”三是要提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诸如气候、能源、水资源治理，全球治理很多时候就是要解决国际政治中的公用地问题。大国必须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产品，不仅资金支持，也包括技术、人员、平台等，否则就很难成为一个治理大国，更谈不上引领者。四是要让世界看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成效。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对于全球治理话语权的获得与提升至关重要。玛莎·芬尼莫尔认为，有效性要强调对什么有效、对谁有效，有时人们在治理时为了取得治理效果，而忽视了被治理者在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有时有些治理对设计、资助和执行项目的人来说有效，但是对被治理者而言可能并非如此，全球治理效果总是多样的，有些可能超出预期。罗西瑙也指出，制度安排的特性和属性以及制度所涉及的广泛社会条件或其他环境类条件是制度有效性的两个主要来源，如透明度、健全度、规则改变、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智识秩序。由于美国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公约和条约，对中国而言，当前正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向世界展示治理能力的一个窗口期。中国能否针对已实施的项目、参与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取得治理成效至关重要。

 

（二）挖掘中国全球治理理念，完善话语体系，做好国际传播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致力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强调中国气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理念、中国传统、中国思维和中国实践。当前，要进一步挖掘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使其形成一套从思想到理念、从理念到逻辑、从逻辑到行为的完整话语体系，并转换为外界更易理解、接受的语言和话语。

 

一是要继续挖掘、凝练中国理念，体现人类共同价值，使其与世界主导治理话语融为一体。文森特·波略特等认为，合法性是突出全球治理中普世价值重要性的一个起点，在全球层面关于合法性的各种竞争话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呼应普世的理想。所有的政治行为体在解释其观点和立场时都强调公共产品，对公众有益。因此，中国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要注意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的融通。二是要彰显国际道义，突出全球福祉引发全球共鸣。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扩散，疾病、灾害等诸多全球性问题都与道义相关，事关每个普通人的生存和利益，突出道义是获得支持的一个有效途径。中国在参与治理过程中也要注意体现人类共同体意识和人文关怀获得道义制高点。中国参与埃博拉疫情防控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一道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道义角度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三是加大对中国理念、中国传统、中国思想的宣传。中国主张多元主义治理，强调治理过程中各国民主协商、平等参与，坚持开放、包容。无论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还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都包含很多中国传统思想元素，体现了中国的世界观、秩序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在阐释和宣传中国全球治理理念时，首先要把中国理念的文化内涵讲清楚，只有这样世界才会把它作为一种全球治理的选择和补充，而不是生硬地取代原有的治理体系和理念。例如，中国在参与和主导自贸区规则制定过程中，秉持渐进性原则和成员资格的开放性原则，更倾向于“开放、包容、互补”的规则体系。这些都是中国理念在全球治理层面的体现。

 

（三）直面制度竞争，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

一是要深入了解规则竞争、机制竞争、机构竞争和秩序竞争的特点和内部规律，从程序相对简单、议题相对不敏感的领域入手，不断学习、积累经验。中国可以把贸易、投资、电子商务和中小企业等议题作为争取规则制定权的优先领域，以实现中国在规则话语权上的突破。二是处理好原制度和创建新制度的关系。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秩序主要由西方大国所主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排他性，中国在推动相关治理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要多借重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力量，尽量避免单独应战，尤其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争取改革原有规则的同时，多在增量上努力，多进行补充性改革，少进行替代性改革。要平衡好参与的节奏和力度，防止引起现有治理体系的全面遏制和矛盾激化。三是重点抓好治理的新领域。正如中国领导人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的治理规则，推动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也就是说，这些全球治理新领域还未形成稳定、正式的国际制度，正处于塑形期，很多制度还处在不断创建、制定的过程中，大国之间存在话语主导权问题，制度竞争日益凸显。而中国要在这些领域积极作为、有所建树，在规则制定、机制创建、机构设置等方面创新思路、打开局面。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凸显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不足和短板，中国可以利用自己成功遏制疫情的经验和教训，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四是充分利用中国搭建的机制和机构。受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媒体等因素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识经常存在偏差，而事实胜于雄辩，中国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以及亚投行等机制和平台，尽早取得治理成效，改变世界的中国认知，逐渐提升中国治理的可信度和影响力。

 

（四）培育社会力量，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社会力量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民间组织，如各种跨国社会运动、社团、无主权组织、政策网络和学术共同体等。正如有学者指出，全球化促进了价值观、知识和理念的传播，加强了兴趣相投的群体组建跨国组织的能力。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社会组织在动员社会力量方面的影响更不容忽视。他们基于一系列共同的原则性理念和价值观聚在一起，有时甚至可以形成跨国倡议网络。相对于政府部门或个体行为体，这些社会组织更有能力采取集体行动追求自身利益和价值，其政治行动可以跨越国界。他们经常针对全球问题发声、募款，甚至直接参与问题的处理，塑造“全球公民意识”和“全球共同体”文化，发挥“知识经济人”“规范和道德推广者”“话语联盟”“意义管理者”和“意义设计者”的作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早已开始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它们提出的一些原则和理念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１９９７年《全面禁止杀伤性地雷公约》的签署就是由近１０００个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国际禁雷运动所推动的。概言之，它们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既在国内影响政策议程，也在国际层面影响全球规则的制定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形成。

 

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全球治理，中国与非政府组织在扶贫、防艾、禁毒和环保等领域开展了多层次的跨国合作项目。例如，在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中国的社会组织积极参加大会的周边活动，持续提出气候谈判主张，不仅有助于中国对外发声，减少国际舆论的误解和偏见，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各界关注气候变化发挥了作用。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组织在数量、质量和影响力方面都比较有限，中国在利用社会力量方面力度较小，与很多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如何让社会力量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是中国能否最终成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之一。

 

（五）加强人才培养，做好治理人才储备

各个层面的治理人才是实现治理的主体，治理人才培养直接影响治理话语权。今后中国需要大批参与全球治理的高层次人才。一是专业领域人才。全球治理已经从高政治领域更多向低政治领域扩展，需要的治理知识也越来越专业、宽泛，一些新兴治理领域的专业性更日益凸显。对中国来说，能否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国际人才，是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的重要挑战。二是国际法人才。中国一直主张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多边主义。然而，中国在国际法领域的人才储备并不很充足。鉴于在对外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涉及法律问题日益增多，培养国际法人才、加强法制建设开始成为中国外交部门的当务之急。三是提高知识生产能力。在全球治理的博弈过程中，中国在知识生产方面也存在短板。全球治理话语权需要与学术话语权形成联动，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在全球治理中成为知识生产者，而不仅仅作为消费者和被动适应者。因此，中国已经意识到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如中国领导人强调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要加强全球治理人才队伍建设，突破人才瓶颈，做好人才准备，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六）把握全球治理态势，掌握全球治理主动权

当前全球治理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全球治理体系处于一个重要的调整期和重塑期面临诸多挑战。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赤字继续加剧，西方国家面临制度性危机和治理挑战，国内问题难以有效解决，国内危机经常外溢到国际层面。二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任务更加艰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治理赤字不断加大，且领域之间产生连锁反应，跨国协调与全球合作需求增大。近两三年，亚马逊森林大火、澳洲山火、非洲蝗虫灾害等相继爆发，加剧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等问题，影响作物生产和粮食安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大流行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大量生命和财产损失，威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稳定和大国战略平衡。三是大国合作与协调难度增大，迫切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大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资金、技术、影响力等方面举足轻重。然而，中美大国竞争加剧，美俄关系裂痕加深，美欧分歧不断凸显，大国协调与合作日益困难。美国不断“退群”更使相关领域治理面临失序和混乱。四是科技变革加快加深影响人类经济活动、生活方式和各国竞争模式，影响全球治理方式，改变话语主导权。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参与到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调整中，发挥应有作用和影响，否则就会在本轮治理体系改革中再次丧失主动权。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要有充分的战略定力和耐力，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稳定平衡大国关系，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调合作，基于自己的能力，针对不同治理领域采取不同措施，循序渐进、有序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减少不必要的疑难阻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以坚定扎实的行动推动和引领全球治理。（注释略）

 

作者简介：孙吉胜系外交学院教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003；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